哈博罗内家庭农场一年挣上百万,生态蔬菜猪肉

作者:广东十一选五开奖结果-农业

几名来自简阳和中江的农民在郫县安德镇建生态庄园,养鸡种菜专供成都高档社区 一群简阳的农民和两个"中江表哥"机缘巧合成了"同道中人",不久前他们在郫县安德镇安龙村承包土地建起了一个特别的农场:种菜不用化学肥料,用农家有机肥;除虫不洒农药,而是用手捉。这群变身"现代农业工人"的农家哥哥,帮人种生态菜、养生态鸡和猪。他们所生产的农产品向成都市内各高档社区输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近日,记者走近了这群特殊的人群。 现场:农场鸡犬相闻一片忙碌 记者乘车来到农场,憨厚的老刘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在捉菜虫,太狡猾了,到处躲。"据介绍,他来自四川的种粮大县中江,大家都开玩笑喊他中江表哥。在成都打工时,偶然看到一个招聘启事,"农场上班,种菜养猪,月薪1000,年终还有奖金。条件是要具有熟练的传统农业耕作经验,要会堆肥,有责任心。"感觉自己符合条件,一报名还真被录用了。"农业产业工人什么的不懂。我只管种菜,干老本行又能多挣钱,跟在工厂上班一样,划得来!" 说话间,老刘眼睛余光已经转移到脚下的菜叶上。一条菜青虫已经悄悄把一片菜叶啃成了网状,抬头张望间,已被眼疾手快的"中江表哥"生擒活捉。"扑哧"一声,菜虫身首异处。旁边的菜地上,另外一群农场工人有的在施肥,有的在拔草。 "我们这里的猪身体都特别好,呼吸的是新鲜空气,吃的是没有污染的玉米等粮食。"来自简阳的53岁农民何志平对记者说,他和几名老乡被轮流安排看管这群猪和鸡。"小心狗,这些生态猪和鸡价格高,怕被偷,白天我们人守晚上它们狗守。"捉完虫的"中江表哥"也赶来看热闹。 幕后:一群"同道中人"结伙建庄园 "现在叫生态,其实就是上世纪70年代我们老家农村的种菜和养猪方式。"农场"场主"孙志兵说道。他和其中5名工人来自简阳,另外有几个来自中江,都是不会其他手艺的地道农民。据老孙介绍,因为没有用饲料,60公斤一头的生态猪要喂养10个月以上,而喂饲料的猪5个月就可以催肥到100公斤。虽然比市场上的普通猪肉贵,但由于生长周期长和产量低,除去人工成本,农场目前仍处在亏本中。 老孙农场里的"虫眼菜"、"虫草鸡"和"粮食猪"是附近有名的"俏货"。一般人想买还不卖。据称,农场是和附近的一住宅小区协作的,专供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小区业主。一般情况下,每周的星期一和星期五,农场会准时将蔬菜和肉类采集包装好并贴上价格标签,然后送到小区。"这些有生态标签的菜比市场上的菜要贵很多,生态猪肉按现在降价后的价格算,1公斤肉也要20多块钱。听说是试验阶段产量小成本高,他们卖得多亏得多。所以我们买菜要出具业主证或工作证,而且是限量供应。"小区一名工作人员说。据了解,不论是蔬菜还是肉类,对一个品种,每个业主只能购买1公斤。 如今,国内一些投资农业的企业或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开始陆续建起自己的农场,专门给城里人提供传统种植模式下生产的蔬菜和肉类食品。"我们农场也许只是小众人的菜篮子,但更多大众化的农场肯定会在土地流转和食品安全的双重作用下在四川被催生。"安龙村生态农场的技术人员说。 记者王长久

本报记者 刘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进驻城市。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剥离了自己原有的城市身份,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涉农企业等形式投身农业,追求...本报记者 刘佳

家庭农场起源于欧美,在我国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适度规模、标准化的农业生产,并销售品牌农产品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进驻城市。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剥离了自己原有的城市身份,以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涉农企业等形式投身农业,追求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并期待进一步实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有个全新的名片—新农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家庭农场成为现代农业鼓励发展的方向,开办家庭农场可得到补贴、奖励补助、培训资源等方面的政策倾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这样定义新农人:作为一个整体,新农人是最早一批具有“生态自觉”的人,是我国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先锋。

2011年起,武汉开始发展家庭农场,主要有四种类型:种植业家庭农场、水产业家庭农场、种养综合型家庭农场和循环农业家庭农场。申报的家庭农场主必须是武汉市农村户籍、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的农户,具有高中或相当于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等。

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我省的新农人中既有企业家、都市白领、也不乏回归乡土的 “农二代”。而记者通过近期对省内的一些新农人采访发现:作为推广生态农业“生力军”的新农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攻克资金断链、信任缺失等多方面的难题。

目前土地流转出现的问题为培育家庭农场提供了契机。一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大规模集并土地,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是部分龙头企业流转农村土地,一味求大,未能科学评估自身经营资质和规划农业产业,未能产生高效益,部分还涉及圈地嫌疑,甚至改变土地用途;三是农业企业流转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占压了部分种养大户发展空间。发展家庭农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趋势

近年,虽然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脱离农业,但仍有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愿意从事农业经营,他们变成职业农场主,有利于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

新农人队伍不断壮大

市民王女士玩QQ开心农场多年,坚持天天种菜偷菜卖菜,有了上亿虚拟存款。她常想要是真的能种菜赚钱多好啊!现实中,确实有这样靠开家庭农场收入颇丰的。武汉的农户陶国民、张大海、余克敏等人,在真实生活中种菜、养鸡、养猪,开办家庭农场,年收入最高可达百万元。

9月10日,夜幕降临,都市里车水马龙、热闹喧嚣,而彼时的崇州市公议乡花果山村,万籁俱寂。和往常一样,胡淑美静静守着她的“钧乔农场”。

截至2012年底,武汉已培育示范性家庭农场167家。武汉市农业局统计,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0%以上,家庭农场平均农业收入超过20万元。

从2002年到今天,这个台湾女人已经在花果山村从事生态农业整整12个年头。12年前,还是都市白领的胡淑美热心公益,对于农业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2001年,她前往古蔺助学,那次公益之行让她开始认真思索一个问题:究竟如何从根源上帮到贫困农民?而她最终找到的答案是,搞循环、有机的生态农业。

记者前往新洲、江夏、黄陂,探秘家庭农场。

“一方面要生产健康的农产品,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生产模式入手,对环境进行维护和可循环的利用。”胡淑美将自己的这一农业理念在花果山村进行了彻底实践。在占地500余亩的“钧乔农场”里,她用纯天然的玉米、秸秆、牧草来饲养奶牛;又拿牛舍里的粪便浇灌蔬菜瓜果;她在农场里建起人工湿地,将多余的粪水进行清洁过滤,让过滤出来的清水流入池塘,用以养鱼栽莲藕。这些年下来,胡淑美和她的团队,将板结的泥土变成了松软的沃土,拒用一丝一毫化肥,却照样生产出了甘甜可口的草莓、清脆爽口的黄瓜、肥嫩硕大的西兰花……

养鸡+种菜+摘草莓 一年能挣上百万元

和胡淑美一样坚持着“完全拒绝化肥农药”的,还有郫县安德镇安龙村农民高一程一家。

养鸡、种菜、种草莓,36岁的陶国民的家庭农场一年收入上百万。

2005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来到安德镇调研,发现当地的走马河已遭到严重的水源、面源污染,原因在于当地农户对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这让毗河而居的高一程父母很是不安,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对自家的5亩农田进行有机化改造—完全摈弃过去的种植模式,只用农家肥、沼液进行灌溉。2008年,高一程从成都回到安德镇,加入有机种植的行列。如今他们的种植规模已扩至23亩,并定期给百余户成都市民直供稻米蔬菜。

上午,新洲区阳逻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后面,陶国民带记者参观他的家庭农场。鸡舍有好几栋,养鸡3万只。地有190多亩,一眼看不到边,用来种植水稻、蔬菜和桔树。地里还有30多个钢架大棚,种植速生菜和草莓。鸡舍和菜地之间,埋着一个60立方米的沼气池,原料主要是鸡粪和烂菜叶等废物。

距离高一程家不远,安德镇园田村村民李学友也在发展生态农业种植。被媒体冠以“潮农”称号的他,过去几年来,一面种菜,一面用微博宣传记录,几年下来,李学友的微博粉丝已经破万,而他也因此拥有了相对稳定的顾客。

2000年,陶国民退伍回到家乡武湖村,花2000元试着养了500只鸡。经过9年发展,他养的鸡达到3万只。养鸡场里每天只需要两小时就能完成鸡群养护和蛋品销售,其他时间闲着没事,附近的农民常到养鸡场拖鸡粪做肥料,象征性给点儿钱。时间一长,陶国民盯上了生物工程学院后面一大片撂荒的土地,慢慢地流转了一些荒地。2009年,他开始自种草莓,第二年就开始赚钱。

省农业厅的一项数据显示,目前我省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13391户、养殖大户8532户,而家庭农场就有6267家,虽然该统计没有关于新农人的具体数据,但家庭农场的大比重,也折射出这一群体不断壮大的趋势。

陶国民种的蔬菜和草莓,施的是现成的有机肥——每天,3万只鸡排出大量粪便与烂菜叶混合,在沼气池里发酵成沼液,可以让190亩地吃个够,还有多余的鸡粪出售。

困局

陶国民算账:“如果光施复合肥,190亩地一年至少要花肥料成本二十万。而我有鸡粪做主肥,每年只用买三四万块钱复合肥搭配一下,不仅节约十六七万成本,还是正宗农家有机肥,让菜和草莓长得好。附近学校师生和单位员工都愿意上我这儿摘草莓,学校食堂和二级批发商也愿意买我的菜。”

长久以来难以盈利

近两年,陶国民的家庭农场年收入都在70万至100万之间。在鸡蛋行情不好的年头,养鸡户大多亏损,他能靠种植赚钱。

新农人队伍的发展壮大,是目前我国农村中正在上演的一个精彩“嬗变”。而对于几乎每一个正在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来讲,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农业是一个产值不高、耗时很长、见效很慢的产业,而且发展生态、有机农业尤是如此,所以想挣“快钱”的人,干不了这一行。

种菜+养猪+养鱼 两年还清60万元外债

“永续、循环”,是胡淑美发展生态农业的终极追求。为了这个目标,她十多年来将“钧乔农场”的面积扩大到了500余亩,农场内涵盖了蔬菜、瓜果、畜牧、水产养殖等多个门类,并为公议乡数十个村民解决了就地就业的问题。她坚持以地养地,完全将农药、化肥拒之门外,而生产出来的有机农产品,也只以比普通农产品高出10%-20%的价格出售,以传播她健康、生态的农业种植理念。

上午9点多,记者驱车来到江夏区五里界东湖村张家湾,只见路边一遛排高大的蔬菜大棚里,有几个人在忙着摘菜薹,穿着黑衣服长雨鞋的就是张大海。

摈弃过去粗放易行的种养方式,遵循自然进行种养,让自己的农业理念渐渐被人理解、接受,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艰难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基础设施和人力成本的大量投入。胡淑美不讳言,在发展农场的过程中,多年的“只投入不产出”曾差点让她放弃梦想。“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无法盈利,可以说是每个新农人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必将面对的一个坎儿。”

“我的家庭农场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种菜、养猪和养鱼”,张大海指着沿路的20多个蔬菜大棚说,这里的蔬菜是一年四季轮种,眼下种着菜薹、大白菜、菠菜等十多个品种。3月底,有些过季的蔬菜地,就改换成种西瓜和小京瓜,秋天种玉米茄子,冬天种菜薹大蒜,这样按季节交替种植,市民们随时都可以摘取新鲜蔬菜和瓜果。

对此,高一程也是感触颇深,他认为,搞生态有机种植本身就是见效很慢的过程,所以很多人可能因此打 “退堂鼓”。“2005年,我们开始搞有机种植,结果第二年就直接没有收成,当时对我们的打击不小。”高一程说,2005年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到访后,包括他家在内,安龙村共有8家农户在这一年干起了有机种植,可面对始料不及的亏损,村民们纷纷撤退,至今仍在坚持的仅有两家。

说起三年前开办家庭农场的艰辛,张大海和妻子彭秀琴眼里闪着泪水。2010年,在镇村领导和亲朋好友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借来60万元资金,用于筹备家庭农场。他将自己家的10亩地以及租来的20亩地,全部做成大棚种蔬菜。

破题

“种菜的苦,一般的人是吃不了的,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就拿夏天浇水来说吧,半夜三更,别人在家睡觉,我们却要戴着头灯去田里浇水,蚊蝇一抓一大把,常常咬得人浑身难受。浇完水后,睡不了两三个小时,又要起床下地摘菜,拖到菜场去卖”,说起办家庭农场的苦处,张大海感慨万千。

CSA,社区支持农业

张大海的家庭农场主要是生态循环种植和养殖,用村里打豆腐的豆渣来喂猪,猪粪在池里发酵,做成农家肥种菜,蔬菜的残叶投入鱼塘养鱼。

为了不亏本,越来越多的新农人选择依靠新型的经营模式和贸易方式,CSA模式就是其中被广为推崇的一种。

蔬菜大棚对面有一个约30多亩的鱼塘,这是张大海去年开春才租下的,已下了2万多元的鱼苗,准备今年改建成精养鱼池专养鳜鱼,建成投产后,今年年底预计增收15万元。

所谓CSA,即CommunitySupportAgriculture,意思是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

说到收入,张大海乐呵呵地,他前年和去年加起来有50多万元收入,但由于农场硬件投资太大,至今还有些欠款没有还清。目前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农场的建设和发展上,他对家庭农场的前景很有信心。

这种消除食品不安全问题的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于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日本和瑞典,上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如今美国有2000余家农场都在采用这一方式。作为“舶来物”,CSA模式近年来在我国渐渐推广,很多新农人通过寻找愿意预定他们农产品的社区居民,直接把菜送到社区居民家里,提倡大家吃有机绿色健康菜。

养猪+有机菜采摘 养猪年入160万元

如今,高一程和李学友已是CSA模式的忠实拥趸,但在践行这一模式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并不容易,而关于 “信任”的话题不断被提及。“CSA模式说穿了,是城市社区居民通过购买来支持农民发展生态农业,与农民共同承担风险。”高一程他们发现,由于信任的缺失,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并非易事,“如果别人不了解你,不信任你,又怎么会为你的生态农业埋单呢?”

“新年好!”记者打通余克敏的手机,一句新年问候从武汉一座遥远的猪场传来,这是位于黄陂区六指街的余华养猪场。

另外,受困于薄弱的利润空间,即便已经有稳定的消费客户群体,物流等运营成本的增加也开始让不少新农人为之头疼。“以成都市为例,如果几十个社区居民都分散在不同区域,那么配送的人力成本自然较高,如果为了节约成本,缩减人手,这样又太辛苦了,难以为继。”李学友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就曾因要为多家居民配送产品,疲劳过度遭遇了车祸,所幸伤情不重。

还没走近余华养猪场,就能听到猪群的欢叫声。进了猪场,记者忍不住想看看长得膘肥体壮的猪,余克敏却拒绝了:“你没有消毒,不能进猪圈。要是在几年前,我就让你进去了,养猪的教训我可有不少。”

期待

10多年前,余克敏和好多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到武汉市区去打工。他主要做水电工,“一年忙到头,也就落个两三万块钱。每天就是接活干活,没什么发展”,2008年,他看到了猪肉大涨价,想回乡搞农业。

延伸产业链条构筑信任体系

余克敏找亲戚借了近60万元,总共投资100万元,办起了一个小型养猪场。2010年,一场猪瘟突如其来,几百头猪3天内全部死光。余克敏知道了科学养猪的重要:“人不能随意进出猪舍,会带进去人类的病菌。”他专门到武汉市农业学校报名学习养猪,还把全家人都培养成了合格的饲养员,“老师说养猪没别的窍门,就是让猪吃好、喝好、玩好”。

家住成都桐梓林社区中海名城的汪丽萍曾经就是一名CSA客户。从2012年6月到2013年4月,她家的蔬菜、大米都是通过新津的一家家庭农场直供,但不到一年时间她就选择了退出。汪丽萍告诉记者,选择退出除了直供的农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外,最主要还是她不确定这些农产品是否真的有机、生态。“同样花费更多的钱,到超市购买有机蔬菜,更让我放心。”汪丽萍如是说。

余克敏很注意猪的保健,不主张快速出栏,他的猪比普通猪场要多长两个月。为预防猪瘟,他一般给猪服用板蓝根等中草药。今年,200头母猪顺利产仔,而且育雏小猪销售一空,加上2000头存栏育雏肥猪即将上市,去年年收入160万元,今年预计还要多。

潜心经营的生态农业,为何屡屡遭遇“信任危机”?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一语道破 “天机”:现在一些农民家里都种着两块地,一块撒农药化肥,种出来了的菜拿出去卖,一块没有撒,种出的菜自己吃。这就会让消费者本能地对购买的农产品是否有机产生疑虑,也会在支付更多价格时分外犹豫。

余克敏还学会了猪粪的循环使用,建起80立方米中型沼气池及粪污处理系统。下一步,余克敏还准备开农家乐。

“CSA实际上是一种‘熟人经济’,它既依托于情感,还需要信息的对称。”彭大鹏建议新农人要搭建与消费者间的信任桥梁,让消费者亲身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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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大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俊认为,应从消费者的感受出发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一名新农人代表,唐俊将自己经营农场的心得总结为四个要点:可追溯、互动、监管和第三方检验。

重庆社科院研究员朱艺表示,信任关系的建立需要慢慢培养,“CSA模式最初是源于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消费者,他们追求安全、健康的食物,所以会主动去寻找并支持生产这种食物的农民。”朱艺认为,信任关系的形成绝非一蹴而就,需要用心去经营。

而针对如何破解新农人普遍关注的 “扭亏为盈”问题,不少专家皆表示,延伸产业链条,开拓生态农场的附加值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可以通过现场体验农作、认领田地等方式,将生态种植和休闲农业旅游联系起来。

“现场的互动,不仅能让消费者回归田野,感受农耕文化,也能更加开放式的让其了解整个农产品的种植流程。”唐俊表示,拓展生态农场的附加值不仅能够增加营收途径,还有益于现场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可谓“双赢”。
而针对一些新农人提出的,CSA模式中物流等运营成本过高等问题,有专家指出,这主要由于CSA模式属典型的“熟人经济”,由于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局限性,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都缺乏多元化的选择,这难以避免地成为生产、消费的“孤岛”。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彭大鹏有这样一个设想:搭建一个制度保障下的平台,让新农人和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共享订单,从而实现CSA向SSA转变,如此,便可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撑生态农业的发展,或许可以建立平衡稳定的供求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作者:刘佳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四川农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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